现代
HERMES WIKI  ·  历史上的今天
1989.11.09

一句没有结尾的话

第一人称叙事  ·  柏林  ·  东德政府记者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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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人称视角:君特·沙博夫斯基(Günter Schabowski, 1929—2015),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、东柏林市委第一书记。1989年11月9日晚,他在国际新闻中心的记者会上宣读新的旅行规定,被追问生效时间时回答"据我所知,立即生效,毫不拖延"。

柏林的十一月是有味道的。

不是煤烟味,是湿羊毛和旧墙灰混在一起的味道。那天下午我坐在市委大楼里,窗外的菩提树早就光了,风把落叶卷到人行道上,又被行人踩回去。我把那张纸折了两折,塞进西装内袋——不是公文包,是内袋。这个细节后来被无数人反复追问,好像历史就藏在那个口袋里。说实话,我当时只是怕丢。

纸上的字是新的旅行规定。政治局讨论了整整一天,措辞改了又改。要不要写"永久离境",要不要提"联邦德国",要不要留一句"出于人道考虑"。我们像一群精疲力竭的会计,在一个已经破产的账本上反复对账,尽量让每一个数字看起来还有救。

外面的账本早就翻过去了。

九月的莱比锡,星期一晚上,教堂散了人,人沿着环路走,一圈一圈地走,走成了河。他们喊"我们不是暴民",后来改喊"我们是人民"。十月的柏林,亚历山大广场上站了近百万人,喊声隔着几条街还能听见。再往前,夏天,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跑到匈牙利,跑进布拉格的联邦德国使馆院子里,坐上"特拉比"汽车往西开,车顶上焊着行李架,像逃难的蜗牛。国境在漏,一天一地漏。昂纳克下台了,克伦茨上来,我们被要求"对话",要在电视上显得还活着。

那天晚上,我奉命去国际新闻中心通报情况。我当时的身份是政治局委员、东柏林市委第一书记,还有一项不大好听的差事:在新闻发布会上替这个国家解释它自己。

六点整,柏林中区,新闻中心的大厅。记者挤得满满当当,摄像机架了三层,镁光灯一闪一闪。他们手里早就有了各种传闻:新的旅行法、边界松动、改革派要上位。每个人都闻到了味道,就像闻到下雨前的空气。

我开始念。

念最新的人事决定,念中央全会的精神,念对"错误"的纠正,念对"成绩"的肯定。念到第几十分钟我记不清了。我记得后排有人打哈欠,记得有个女记者低头在本子上画东西,记得自己的嗓子在发干,记得那种熟悉的、属于官僚的声音——它一响起,房间里的空气就变稠。五十三分钟。后来有档案说,五十三分钟。

然后那个意大利人举手了。

里卡多·埃尔曼,安莎社的,戴眼镜,说话很快,语气里带着南欧人特有的不耐烦。他问的正是旅行规定: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?

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。

念。字是我熟悉的那种字:私人旅行出境不再需要提供证明理由,不再需要亲属关系,护照与出境登记部门应当从速办理,不得拖延,"在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所有边境检查站"都可以办理永久离境。

念完,我抬起头。房间里安静了一瞬,然后有人喊了一句,汉堡《图片报》的布林克曼,声音很硬:什么时候生效?

我记得我的手还捏着那张纸。我记得我看了一眼,纸上没有写。生效时间那一栏,在另一份文件里,在另一场会议里,在另一个我不在场的决定里。我记得我累了,累得像一个连说了五十三分钟话的人。我记得我说:

"据我了解……立即生效,毫不拖延。"

德语里我说的是 sofort, unverzüglich。立刻,不拖延。

我说的时候,没有想过我在说什么。真的。那一刻我以为我在做一件很小的事:给一群记者一个比"明天再说"更好听的答复。我不知道坐在我面前的摄像机和录音机,会在十七分钟后把这句话交给西德的电视二台,会在八点档的《今日事件》里,让主持人用一种近乎欢庆的语调说出:"东德政府宣布,立即向所有人开放边界——柏林墙的大门已经打开了。"

八点档。那是东德人全家坐在电视机前的时间。

七点十七分,电视二台先把话递了过去。八点,第一台的新闻主播汉斯·弗里德里希斯把话说得更直:边界开放,即时生效。西德的频道,在东德是可以收到的。这一件事,我们比谁都清楚——二十八年来,我们用天线方向、用信号干扰、用"资本主义的宣传"这样的词,努力让这堵电磁的墙比水泥的墙更厚一点。可那天晚上,我们把自己的口误送进了千家万户。

我在回家的车里听着收音机。开头我还在心里改稿子:明天要发一个澄清,说生效时间另行规定,"立即"指的是规定的公布,不是边界的开放。我甚至想好了说法,很圆,很官僚,很安全。

然后我到家,打开电视,看见边境上已经站满了人。

那才是让我真正坐不住的东西。不是记者,不是摄像机,是人。成千上万的人,穿着厚外套,抱着孩子,推着婴儿车,从普伦茨劳贝格,从潘科,从利希滕贝格,沿着大街往检查站走。他们脸上没有愤怒,也没有口号。他们是去看一样东西,看它是不是真的开了。

博恩霍尔姆大街检查站。后来我读过那位边防中校的报告,哈拉尔德·耶格尔,一个按规定办事的人,一个二十八年来每天核对证件、每天把"不可通行"当成世界秩序一部分的人。那天晚上他的电话响个不停,上级说"等等",再上级说"别放",没有人说"开",也没有人敢说"开火"。可门外的人群一层一层压上来,前排的人把护照举过头顶,像举着一片片小小的、发白的旗。

他后来写过那个时刻:如果开枪,会是一场屠杀;如果不放,门会被推倒。他选择了第三种:把栏杆抬起来。

我不知道他抬栏杆的是几点。有的档案说十一点半,有的说更早。历史的分钟在被记录时就模糊了。我只知道午夜前,柏林所有的检查站都开了,两德之间的整条边界也开了。

接下来的画面,我是在电视上看的,一遍又一遍,看到那些影像变成了一种公共记忆:西柏林人在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两侧站着,手里举着香槟、鲜花、巧克力和香蕉。陌生人互相拥抱。有人把东德人拉上车,开车在街上按喇叭。有人爬上墙,坐在水泥的顶上,晃着腿,往下撒糖果。啤酒馆免费供应啤酒,一直供应到天亮。

我看到一个年轻人,抱着一瓶香槟,被别人举起来。他的表情我至今记得:不是狂喜,是那种被打了一拳、还没反应过来的表情。

二十八年前,1961年8月13日的清晨,同一个城市里,人们醒来发现街道被铁丝网截断了。母亲在街这边,儿子在街那边。有人从三楼窗户跳过去,摔在下面的弹簧垫上——西柏林的消防员在楼下举着垫子。有人挖地道,有人藏在汽车后备箱里,有人把护照贴在脸上冲过关口;也有人没有过去,倒在墙下,倒在施普雷河里,倒在那条被叫做"死亡地带"的沙土上。一百四十多个名字。他们不是我认识的人,但他们都是我那个国家的事。

那天夜里,被那句话松开的东西,不只是边界。是我们讲了很多年的那套解释,关于"必要性",关于"保护",关于"这不是墙,是反法西斯防卫墙"。那句话一说出口,它就自己倒了,比水泥塌得更快。

第二天,我在办公室见到了那份"更正稿"。有人提议立刻发声明,说沙博夫斯基同志的回答"不准确",说边界仍然需要办理手续。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。窗外,街上的人还在往西走,一队一队,笑着,手里拿着那本薄薄的蓝色护照。一位老同志叹了口气,说了句我记了一辈子的话:

"现在谁还会听?"

十一个月后,1990年10月3日,两个德国合成了一个。

我后来活到八十五岁。我这一生都在那个制度里面,信过它,也为它说过很多不该说的话。有人说我是推倒柏林墙的人,我不接受。推墙的不是我,是那些从九月起每周一都走上街的人,是那些开着特拉比车跑向匈牙利的人,是那些站在检查站门口、把护照举过头顶的人,是那位在电话里等不到命令、最后自己抬起栏杆的中校。

我只是那个把话说错了的人。

可我常常想,如果那天我说的是"明天生效",一切会不会不一样。也许不会。也许那一天只是需要一个口误,任何一个人的口误。历史有时候不是被谁推动的,它被一句话松开,就像一扇早就坏了的门,谁的手碰上去,它都开。

我唯一后悔的是,我从来没有向那些翻过墙的人道歉。我用我的口误送给了他们一夜的香槟,却没能在天亮后承认:那堵墙从一开始就不该修。

柏林的十一月还是有味道的。现在那里是草坪、纪念碑和游客的闪光灯。碎玻璃做的纪念碑在夜里会反光——那不是水晶,是当年犹太人教堂的窗。11月9日这个日子,德国人最终选在10月3日庆祝统一。因为他们知道,有一些日子,不能拿来放烟花。

而对我来说,11月9日只是那样一个傍晚:我累了,我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纸,念完了它,然后回答了一个我并不知道答案的问题。

我说:立即生效,毫不拖延。

世界就照着我的口误长成了今天的样子。

史实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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