雾从涅瓦河上起来的时候,我正把手插在呢大衣的口袋里,握着那枚已经不热的铜哨。
我叫谢尔盖,阿芙乐尔号上的信号兵。这条船已经在涅瓦河边停了一个多月,锅炉半熄,缆绳上结着薄霜,甲板缝里冻着前一夜的雨。船上的人比当年少了一半,剩下的都学会了同一件事:在夜里压低嗓子说话。
我们已经打过一次仗了。春天的时候,二月,我们也是这样走上街的——那时候人们把手举过头顶,把帽子和孩子一起抛上天,喊着"面包""和平"。沙皇退位了,人们散了,面包没有来,和平也没有来。临时政府把我们又送回泥里,送回去打一场谁也说不清为什么打的仗。前线的信一封封寄回来,写的是"没有子弹了""没有靴子了""我们像牲口一样被留下"。写信的人多半已经不在了。
舰队里的人开始学会另一个词:苏维埃。我们船上的水兵委员会,把军官的肩章摘下来收进箱子,又把一个叫别雷舍夫的轮机军官选成了政委。他是那种不多话的人,站在煤仓边上跟你讲一件事,讲完了就等你回答,眼睛一直看着你,像在数你心跳。
十一月六日的夜里,雾更重。岸上的脚步声整夜没有停过,桥上跑过一队队人,都是些穿短大衣的工人,肩上挎着步枪,走路的样子还不太像士兵。别雷舍夫半夜爬上甲板,说: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把车站、电话局、邮电局、发电站、桥梁都拿下了,剩下的只有冬宫。
他说:明天,如果我们接到命令,我们放一声炮。
我问:打哪里?
他说:打天上。
我没有马上听懂。他补了一句:这一炮是给全城人听的钟声。真正的仗,有人在岸上打。
十一月七日上午十点,岸上贴出了《告俄国公民书》。我陪伙夫上岸买面包的时候看见的,一张湿漉漉的纸,被风掀起一角,一个戴眼镜的学生用手按着念给周围的人听:临时政府已被推翻,政权转归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。念到这一句,人群安静了一下,然后有人笑了一声,不确定地笑。
面包店里仍然只有黑面包,掺了麸子和不知什么东西。老板娘照旧抱怨面粉。战争没有因为一张纸结束。
下午,冬宫被围起来了。我从舰桥的舷窗里看,广场上的人像黑色的水,慢慢地涨,绕过亚历山大纪念柱,绕过宫墙外的柴堆和街垒。守在里面的是士官生、乔治奖章军人营,还有妇女突击营——一群剃了短发的姑娘,穿着不合身的军大衣,抱着枪站在窗口。她们大概也相信自己在保卫什么。
傍晚六点四十,军区司令部的大楼也拿下了。雾越来越沉,河面上什么也看不见,只有对岸的灯一点点亮起来,又被雾吃掉。
九点四十,别雷舍夫在炮位旁叫我的名字。
我拉响哨,炮手把炮口抬高,抬向城墙之外的天。装填手把药包塞进去的时候,手在抖,不是怕,是冷。我们谁也没有说话。我想起春天里抛帽子的人群,想起前线那些没有靴子的人,想起面包店门口那张湿纸。
我举起信号灯,划了一个圈。
炮声比我想的更哑,一声闷响,一团白气从炮口喷出去,散在雾里,像一个叹息。炮塔轻轻震了一下,然后就没了。
城里安静了很久。然后是从广场那边传来的、像潮水一样的声音——不是炮,是人。
他们在喊。
凌晨两点十分,一切都结束了。消息是岸上的人跑回来传的:冬宫拿下了,临时政府的十六名部长坐在一间大厅里被捕,克伦斯基中午就坐着挂着外国旗的汽车跑了。有人说了句更难听的话,水兵们都笑。
我没有上岸。我在甲板上坐到天亮,看雾一点点退下去,露出冬宫的轮廓,露出没有烧掉的桥,露出广场上还没熄的火堆。远处斯莫尔尼宫的窗子亮着,据说那里正在开会,正在通过《和平法令》和《土地法令》,正在成立一个新政府。
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些词会有多重。我只记得一个水兵蹲在甲板上,手里攥着半截黑面包,抬起头问我:现在真的会有和平吗?
我说:不知道。
但我记得我这么说的时候,心里是松的。雾退了,河面亮起来。我在这条船上待了十年,第一次觉得船不是停泊的,是准备航行的。
——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,(虚构的)阿芙乐尔号信号兵自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