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四点,我们在阿夫雷林子边上集合。天还黑着,雨不大,落在钢盔上像有人用指甲轻轻敲。中士压着嗓子点名,念到我时我抬了一下手。乔治·普莱斯,二五六二六五。这串数字跟了我一年零一个月,比这双靴子久了三倍。膝盖里还存着九月的芥子气,早上起身的时候会有一声很轻的响,像旧门。
出发前有人传话,说今天也许会有点事。这话从八月一直传到十一月,我们都听着,谁也不当真。前线的人对“要结束了”这类说法有自己的一套处理办法:把它和家信一起折起来,塞进胸前口袋,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我们在泥里走。路两边是被翻过无数遍的土,铁丝网的断头,一匹马的骨架,几片认不出属于谁的军装。四点到九点,我们穿过伊翁,进了阿夫雷的树林,把零星的抵抗推了回去。九点,我们到了中央运河边。对岸就是维尔河畔,一排砖房,屋顶塌了一半,钟楼还剩个尖。早上这里的两挺机枪扫过我们两次,水面上打出两串白点。
就在这时候,营部来了消息。传令兵跑过来,气还没喘匀,说:十一点,全线停火。
有人短促地笑了一声。有人正弯腰系鞋带,手停在那儿,没再动。我把手伸进衣领里,摸了摸别在胸口的那朵丝绒枫叶花,是家里寄来的,颜色已经不新了。我想的是:还有两个小时,两个小时后我就可以不再趴着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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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我看了桥。
那几座横跨运河的桥,我们奉命要确保安全。桥面没人清理过,对岸的房子里可能还有机枪。等两个小时,谁也不用死;不等,后边上来的弟兄就得在停火生效之前趟过那片水。我跟阿特·古德墨菲对了个眼神,他点了点头。我们挑了五个人,自己过去了。命令簿上没有这一趟,是我们自己决定的。
水到腰。十一月的比利时,水像刀背一样贴着骨头过去。上到对岸,我的靴子里灌满了,走一步响一声。
第一间屋子,我们踢开门。屋里只有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孩子,挤在墙角。后门开着,德国人刚走,桌上还有热的咖啡。第二间也是空的,他们从后门出去,我们从前门进来,像在追一个不肯见面的邻居。
就在这时,屋主抓住了我的袖子。他说法语,我听不懂,但他一直指着街上,另一只手往屋里按,往我身后按。他的意思很清楚:别出去。
街上很安静。安静得能听见远处的钟。我想的是那句话,十一点,全线停火。还差几分钟。
我把袖子抽出来,笑着朝他摆了摆手,走了出去。
我不记得枪声。我只记得有人从背后抱了我一下,很紧,紧得让我往前踉跄了半步。然后胸口的力气被抽走了,像水从一个漏了的桶里流走。我听见阿特在喊我的名字,声音很近,也很远。
后来他告诉别人,他当时正对着我,刚开口要跟我说话,“砰”的一声,我就往前倒进了他怀里。他还说,那不是流弹,是街尽头的一个狙击手。他被拖进屋里的时候,我还睁着眼。
他们把我拖回那间屋子。一个姑娘跪下来,围裙上还有面粉,她两手按在我的胸口,按得很用力,嘴里一直说话。屋主的妻子在旁边绞毛巾。屋顶的裂缝里漏下雨。我数着外面那口钟,一下,一下。数到第三下的时候,我数不动了。
十点五十八分。
我死的时候,离停火还有两分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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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两分钟里,西线还有成千上万支枪没有放下。后来的人统计说,停战协定签字到生效之间的那几个小时里,双方仍有数以千计的士兵伤亡;有人说这是必要的,因为命令要一级一级传到战壕里;也有人说,这是那场战争最后一件荒谬的事。这些话我都没听过。我只知道,我到死都没有等到那声停火。
十一点整,汽笛响了。蒙斯的广场上有人开始唱歌,巴黎和伦敦的人群涌上街头,报纸的号外在街上飞。阿特跑回连部报告我的死讯,少校把帽子摔在桌上,一直重复:战争结束了,战争结束了。阿特说,他当时想问一句:结束了?我们怎么知道结束了?没有人告诉我们。
他们把我埋在阿夫雷的旧墓园,后来又迁到蒙斯东南的圣桑福里安军人公墓。同一个园子里还躺着约翰·帕尔,一九一四年八月,那场战争第一个阵亡的英国兵。一头一尾,隔着四年零三个月,睡在同一片草地下。
五十年后的十一月十一日,我的老战友们回到维尔河畔,在我倒下的地方立了一块牌子。当地的老师还留着我口袋里那朵丝绒枫叶花,上面有血,压在玻璃下面,旁边的字是这样写的: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,和平签署的最后一刻,你为我们倒下,这场悲伤冲突的最后一个牺牲者。谢谢你,乔治·普莱斯。
那朵花现在还在那儿。我倒是更希望,它从来没有被谁需要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