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京的十一月,风从市谷的高墙外刮进来,带着一股冷铁的味道。
我坐在法庭第二席上,面前摊着那份已经读了整整八天的判决书。纸页很薄,字很小,可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拖着成千上万条人命。1948年11月4日,庭长韦勃开始宣读判决;今天,11月12日,是最后一天,是宣判的日子。八百多个日夜,两千多次开庭,四百余位证人,四千三百多件证据——都收束到即将出口的那几句话里。
我记得开庭那天。1946年5月3日,法庭里坐满了人,镁光灯闪得人眼睛疼。可就在前一天,为了一个席位,我差点没走进这间屋子。
彩排时,庭长把中国排在英国之后,第三席。我当场站了起来。我说,中国是受降国签字顺序上的第一国,抗击日本侵略最久、伤亡最重,这座席位的排列不是虚荣,是四万万人的位置。他们没有同意。我就把法袍脱下来,抱在手里,说:如果我坐在第三席,那我宁可不出席。
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坐到天亮。我不是在为一己的体面较劲,我在想南京、在想武汉、在想那些被烧成灰的村庄——若连第二席都不敢争,往后还有什么资格替他们说话。第二天,法官们让了步。中国席位居于美国之后、英国之前。我穿上法袍走进去的时候,手是抖的,但腰是直的。
真正难的,是最后这一周。
法庭转入秘密评议。十一国法官,十一套法律,十一章互不相通的良心。有人本国早已废除死刑,便不肯举手;澳大利亚的韦勃庭长主张把这些人流放到荒岛上,让他们在烈日和海风里烂掉;印度的帕尔法官更彻底,他写了一篇长到近乎荒唐的意见书,主张全体无罪,理由是世人当以宽宏为怀。而美国法官克莱默只在太平洋战争与虐俘的账上才肯点头。
按规定,定人死刑需过半,六票。争到最后,力主死刑的是少数。
那七天我食不知味。夜里翻来覆去,脑子里是土肥原贤二在东北的笑,是松井石根骑着马进南京城的照片。我和助手议定了一句话:若此二人不能伏法,我无颜再见江东父老,惟蹈海而死,以谢国人。头发就是那几天白的,一根一根,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烧出来。
我一家一家去谈,一遍一遍去说。不是为了报复,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承认一件事:杀人者要付账,无论他穿的是军装还是礼服。投票那天,纸片一张张落进票箱。六比五。
六比五——就这一票,跨过了人类文明最沉重的一道门槛。
今天,庭长用那种惯常平稳的、像读电话簿一样的语调,把结果念了出来:二十五名被告有罪,东条英机、土肥原贤二、松井石根、板垣征四郎、木村兵太郎、广田弘毅、武藤章,七人绞刑;十六人无期;重光葵七年,东乡茂德二十年。
法槌落下。身后有人哭,有人低声数着名字,有人只是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我没有站起来,也没有笑。我只是把判决书合上,手掌在封面上按了很久。那一刻我想的不是胜利,我想的是那些没有等到这一天的中国人——他们死在1937年的冬天,死在1948年的审判之前,死在任何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地方。
散庭后,《朝日新闻》的记者拦住我,请我写几句话。我写了,说这次审判把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与虚假宣传昭然于天下,清除了中日两国和睦相处的绊脚石。那是给日本人看的话,得体,克制。
回到住处,夜已经很深。我在灯下写下另一句话,不是为了发表:
我不是复仇主义者,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。但是,我相信,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。 —— 梅汝璈,1948年11月12日夜
四十年后,1980年的这个日子,人们替伽利略昭雪了三百年前的冤屈。历史有时候走得很慢,慢得让人绝望。但它总要走到。今天,它走到了市谷的这间法庭里,走到了我桌上这一页判决书的末尾。
我把笔放下。窗外东京的灯火亮着,很亮,很安静。
——愿那盏灯,是替死者亮的。
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。此前彩排中,中国席次经梅汝璈以拒不出席抗辩,由中国第三席改列美国之后、英国之前。
庭长韦勃开始分章宣读判决书,宣读持续八天。
判决书宣读完毕,宣判:二十五名被告有罪,七人绞刑,十六人无期,重光葵七年,东乡茂德二十年。
七名绞刑犯在巢鸭监狱执行死刑。
罗马教廷为伽利略正式平反,三百余年沉冤昭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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