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,天津下着雨。
不是那种能听见的雨,是风片裹着的细雨,落在脸上像谁用凉手指轻轻抹了一把。满街的枯叶被风推着走,行人寥落。我站在窗前,看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最后几片叶子掉下来,心里数着一个数:十年。
整整十年。
十年前的深秋,固镇的田野里,父亲兵败被俘。他是奉系第二军军长、前敌总指挥,奉命南下迎击孙传芳。孙传芳连发三封电报要他合作,他没有答。孤军深入,于是败了,于是被俘了。
战时不杀俘,不戮降,这是古来的规矩,也是天下的公理。可是孙传芳不管这些。他把父亲斩了,头颅挂在蚌埠车站的木杆上,示众三日,不许家里人收尸。
那年我二十岁。三叔从安徽赶到天津,站在母亲和我面前,嘴唇动了几动,才把那句话说出口。
我没有哭出声。我只是觉得,从那天起,我心里有一块地方,冷了十年,一直没有暖过来。
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写下四句诗:被俘牺牲无公理,暴尸悬首灭人情。痛亲谁识儿心苦,誓报父仇不顾身。
写下"誓报父仇"这四个字很容易。难的是,之后的十年。
我先求人。
堂兄施中诚幼年丧父,父亲待他如子,供他读书,送他进保定军校,替他铺路。父亲死后,他反倒因祸得福,坐上了烟台警备司令的位子。我去求他。他劝我打消这个念头,说前程不易,说时机不到,说再等等。我等了三年,等来的是他一次次把话绕开。我与他断绝了兄妹关系。
民国十七年,父亲遇害三周年的忌日,家里来了个借宿的同乡,叫施靖公,山西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,也是施中诚的军校同学。他在我面前把胸脯拍得山响,说这件事他担了,粉身碎骨在所不辞。
我以为苍天有眼,就嫁给了他,随他去了太原。婚后七年,他一路升迁,从股长做到旅长,每次我提起那件事,他就有新的道理:兵荒马乱,时机未到,再等等。
民国二十四年六月,我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太原,回了天津娘家。走之前我又写了一首诗:一再牺牲为父仇,年年不报使人愁。痴心愿望求人助,结果仍须自出头。
我把名字改了。从前我叫施谷兰,谷中的兰花,安静、无用。现在我给自己取名"剑翘"——翘首望明月,拔剑问青天。
也是在这一年,我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近乎荒唐的事:我去医院做了手术,把缠了二十多年的脚放开。
那不是一句"放开"就能了事的。骨头早已长成那个样子,每一次换药都像重新折一次。护士不敢看,我咬住毛巾,一声不响。我想,父亲的头被挂在木杆上风吹了三日,我这点疼算什么。
然后我练枪。
弟弟施中杰替我找来一支袖珍勃朗宁。我每天在屋里练拔枪:手伸进衣袋,握柄,抽出,抬腕,对准。起初要三秒,后来两秒,最后一秒之内,枪口已经在我要它去的地方。我把枪柄贴着掌心磨出茧,才觉得心里安定了些。
一个女人要杀一个统过五省兵的大军阀,靠不了别的,只能靠这一秒。
我找了他很久。
报纸上一条一条地翻,翻到后来我知道了:孙传芳下野了,住在天津,闭门谢客。他自知血债太多,决意放下屠刀。他曾去苏州求见印光法师,想皈依,法师没有答应。他回到北方,捐了一大笔香火钱,由前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引荐,做了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副林长,法名"智圆"。
昔日的五省联帅,成了今日的智圆法师。每到讲经的日子,他从不缺席。
我先去了天津日租界花园街的观音寺,为父亲办了一场纪念法会,恭请居士林的富明法师来诵经。法事做完了,我问他:人死之后,诵经超度,究竟有没有效验?
法师说:阿弥陀佛,非常灵验。要不然孙联帅也不会虔诚信佛、尽心尽意做佛学会的理事长。女施主你想,孙联帅刀口下的冤魂不计其数,他虔诚礼佛,尚且清静平安,何况常人。
我又问:大德说的孙联帅,是不是智圆法师?他什么时候到居士林诵经?
法师说:星期三是道会之期,他从不缺席。
我说:不知我这样的俗家女子,可不可以旁听?
法师说:佛门广大,接纳一切有缘者。
我笑了一笑,谢过法师。没有人看得出那一笑里藏着什么。
此后三期道会,我都去了。一身青色大衣、青色长裙,混在善男信女中间,垂目合十。我看清了佛堂的格局,看熟了孙传芳坐的那个位置,也看清了满堂的人。人太多,我怕误伤别人,所以一直没动手。
我不是不敢。我是在等一个只有他、没有别人的那一寸空隙。
今天,十一月十三,雨天。
我起得很早,把两个孩子交给妹妹,把母亲送去了南京。我留下一封遗书:给两个儿子留一笔钱,请妹妹替我把他们养大;我死后,葬在父亲墓旁,我要一直陪着他。
然后我印了几十份《告国人书》,一张一张叠好,放进皮包,压在枪上面。
下午三点,我走进居士林。
孙传芳来了。他穿一件黑海青,走路的姿势还是军人的步武——肩背笔直,落脚有声。一个杀了那么多人的将军,如今穿着居士的衣服,一步一步走进佛堂,走到中央那个位置坐下。
我坐在后排。富明法师开始领诵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,众人跟着念,声音嗡嗡地起来,像一屋子蜂。
我离他太远。
我提高声音说: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。
旁边一位居士接过话头:你不会坐到前排去吗?
我求之不得,立刻答应一声:好。
我起身,往前挪了几步,在他右后方坐下。近得能看见他后颈上那道浅浅的褶。
梵唱继续。木鱼一声一声。满堂的人闭着眼,嘴唇动着,没有人看我。
我从皮包里掏出手枪。
那一刻我脑子里没有恨,也没有怕。只有一句很轻的话,像是对着十年前那个夜里写诗的自己说的:谷兰,到了。
我对准他的后脑,扣下扳机。
砰。
紧接着是太阳穴,是腰。砰,砰。
三声。中间几乎没有间隔。他的身子往椅子的扶手上一栽,血和脑髓迸在青砖地上。
梵唱断了。有人尖叫,有人瘫坐在地上,有人往门口爬。木鱼滚到墙角,转了两圈,停住。
我站起来,把《告国人书》撒出去。纸片飘在香烟里,落在人们的肩上、膝上、血泊边上。
我说:各位不要怕。我是施剑翘,为父报仇,打死孙传芳。一人做事一人当,绝不连累任何人。
满堂寂静。没有人动。
我走到佛堂的电话旁,自己摇通了警察局:我是施剑翘,我在居士林打死了孙传芳,请你们来。
那天傍晚,《新天津报》的号外就上了街。大标题是"孙传芳被刺死,施小姐报父仇"。据说号外里写我"说笑自若,态度安静,自称大仇已报"。
几天之后,我站在法庭上。
孙家的人哭着骂我,孙的旧部在旁听席上叫嚷着要严办。我一直很安静。我把这十年从头讲起,讲了两个多小时。堂上堂下,许多人在抹眼泪。
最后我说:
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,我不会拿孙传芳做仇人。他残杀俘虏,死后悬头,我才与他不共戴天。
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,天津地方法院判我有期徒刑十年。次年,河北高等法院改判七年。南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。
可舆论不肯罢休。报纸替我说话,冯玉祥、李烈钧、于右任、张继、宋哲元这些人为我奔走。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,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特赦令,令文里有一句:以一女子发于孝思,奋身不顾,其志可哀,其情尤可原。
我在牢里待了十一个月,三百四十四天,走了出来。
后面的事,说来平淡。
抗战起来了,我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写信,只写了八个字:我要求做抗战工作。他让我做了省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。民国三十一年,我在四川合川发起献机募捐,把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全部捐了出去,还劝母亲和弟弟各捐一份。几个月募得的钱,够买三架战斗机。
一九五七年,我做了北京市政协委员。一九七九年,我在北京病故,七十四岁。
有人问我,那十年值不值。
我不大想回答这样的问题。我只记得那个雨天,佛堂里的香是甜的,木鱼声很整齐,我在他身后坐下,离他不到一尺。
那一尺,我走了十年。